昆明圆通山（今昆明动物园内）有一座大方亭，其东、西、南三面，分别矗立着一座石牌坊。这三座石牌坊建筑形式大体相仿，皆为四柱三开间，顶上正中有日出大海雕塑，角设鸱吻。方条型石柱立在长方形须弥座上，边柱有鼓型抱柱，中间两柱分列狮、象各一对，不仅增添了威严，也蕴涵事事如意、吉祥升平的意愿。中间坊额下檐的雀替为云纹，两侧为鱼游清波，有鱼跃龙门之意。整座建筑简洁朴素，雕饰精美，不仅是昆明地区遗存不多的牌坊建筑的上品，而且在构筑圆通山园林景观，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方面起到特殊的作用。
牌坊起源于周朝开始形成的编民制度下的聚居方式——里坊制。后来，统治者还将不同的里，树旌旗作为标志，以区分里的等级，逐渐形成了一套旌门制度。不过此后没有长期沿用树旗这种办法，而是改为在里门上用文字来表达旌美劝诫之意，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育。书写文字的“牌”和作为大门的“坊”的结合，就是“牌坊”。唐代以后，“牌坊”作为地名的标识作用逐渐淡化，而其旌表彰显功能大为增强。尤其是明清两代，旌表政策有所放宽，只要有钱，并得到基层政府的批准，便可树立旌表牌坊。于是牌坊林立，形成时尚。
牌坊不仅具有标志和旌表作用，由于其本身的通透性，用它来围合的空间显得开朗和活泼，所以它还是构成建筑空间，加强公共建筑群体序列和轴线作用的建筑处理手段。
历史上，昆明地区牌坊林立，形成一道道特殊的景观。但目前昆明遗留的老牌坊已经很少，石牌坊也仅存6座，作为体现我国传统建筑的珍贵实物，就显得十分珍贵。
圆通山的这三座石牌坊，建设于民国时期1934至1936年之间。但建成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圆通山成为军事禁区，世人对它了解不多。特别是后来石牌坊上的文字大多被凿去或被水泥填盖，石牌坊的来龙去脉便不为太多的人知晓。
我国的一些牌坊，建筑形式与内容并无必然的联系，其建筑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圆通山的这三座石牌坊作为一种精美的传统建筑，有其保护的价值。经过专家论证，2002年，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在维修过程中，维修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填盖在牌坊文字上的坚硬的水泥剥离，恢复了文字的本来面目，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原来，这三座牌坊所旌表的，是三个云南人。
“贞孝慈祥”坊
位于东面的牌坊，表彰的是龙志桢。龙志桢是龙云的胞妹，又名纳吉美吉，15岁定亲过礼时，其未婚夫永善人龙泽安，在械斗中被杀，致使龙志桢未婚先寡。自此之后，家里有上门求亲者，都被她一一谢绝，她认为兄长在外从军，母亲一人在家，需有人照料家务，故矢志终身不嫁，侍奉母亲。昭通民众称她为龙姑太。
龙志桢为人精明能干，利用龙云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她生前做过一些善事，如创办了昭通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园，创立炎山小学和簸箕湾小学，设立集市贸易，招募昭通、永善、巧家等地的农民开垦荒地等。
“急公好义”坊
位于西面的牌坊，表彰的是王炽。王炽（1836-1903年），有钱王之誉，其“同庆丰”和“天顺祥”票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王炽多次为清政府支垫军饷。光绪九年（1883年），法帝国主义进兵越南，清政府派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率兵援越抗法，由于耗费军饷巨大，各处协饷一时之间不能周济，王炽前后垫银60余万两。后来，岑、鲍率军回滇，因撤兵勇急需遣散费用，王炽又主动垫银相助。因此，岑毓英题赠“急公好义”和“义重指囷”匾额以表彰其功，并保奏捐赐四品道员职衔，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秦、晋两省大旱，王炽捐银2万余两赈恤，获得朝廷圣旨旌表。
无字南牌坊
位于南面的牌坊，主坊额无字，但从柱联上可知，表彰的是李玉堂。
李玉堂（1847年-1924年），号宝书，大姚县耿家屯人。李玉堂十七八岁时，跟随堂姐夫李长青在清军中当兵，在咸同年间立有战功，逐渐升至总兵，记名加提督衔，赏戴花翎振勇巴图鲁名号。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日寇袭扰沿海。李玉堂奉调于1895年二月抵江苏，驻防海州，1897年回滇，不久又调贵州，授安义镇总兵，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六月二十八日奉谕旨补授贵州提督。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李玉堂带着家眷回到大姚，后病逝于家中。
按清朝武官制，副将以上即可称军门，由此，大姚人便把李玉堂称作李军门或军门李大人。李玉堂还乡后，曾大兴土木，建造庄园、公馆。在大姚县城建有“大夫第”公馆，占地30多亩，在昆明亦有别墅。同时，广置田产达千余亩。
这三座牌坊建筑形制基本一样，应该出自同一时期同一班工匠之手。至于为什么会将这三座牌坊同建于此，可能是当时圆通山刚刚开辟为公园，而此地已经立有忠义碑和节孝碑的缘故。公园的规划者可能预计在大方亭的四边，各建忠、义、节、孝牌坊一座。但为什么“孝”坊未建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东牌坊为“贞孝慈祥”坊，已经占了贞（节）、孝二字，所以“孝”坊空缺。
现在的圆通山三座牌坊，存在一些怪异的现象。西牌坊（王炽）和南牌坊（李玉堂）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特别是西牌坊（王炽），不仅有坊额倒装的情况，而且还把南牌坊（李玉堂）坊额错装在这座牌坊上，而南牌坊（李玉堂）不仅主坊额空白无字，而且东侧的两根立柱的对联也不知去向，似有重修的痕迹。出现这些错乱，是因为战争爆发时，牌坊的建设尚未完工，仓促之间出现了空缺和错乱？还是此后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石牌坊出现过毁损或坍塌的情况，修复时马虎了事所致？好在这三座牌坊的建造年代不太久远，应该有知情人健在，希望能有人解疑释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