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围绕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在国内舆论圈引起了持续的热议。不过，Google Trends发布的搜索数据显示，公投后英国人关于欧盟搜索最多的几个问题竟然是“什么是欧盟？”“欧盟有多少个国家？”之类。或者英国有媒体在街头采访投票的路人，有一些投了支持脱欧票的人表示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将改主意投反对票。甚至在英国议会的请愿网站上，一个支持脱欧者在公投前发起的要求重新举行一次公投的请愿，被反对脱欧者签名支持，迄今已经超过了300万之众。
其实，从现代社会心理演变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公投以及之后的种种“作”和“二”的现象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在全球化以及互联网日益强大背景下，有着其自然而然的发展演变轨迹。英国的脱欧公投，与美国大选“黑马”川普崛起大有问鼎之势，与欧洲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恐怖袭击阴影等等诸多现象有着许多共同的社会心理机制。
首先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功能越来越强大，彻底改变和颠覆了信息传递的模式。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的社会态度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但从传播的心理路径却又并非直接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是由大众传媒首先影响意见领袖，然后再由意见领袖影响他周围的民众。这种二级传播模式能够有效地避免和防止非理性的因素干扰社会主流态度的形成。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人们接受讯息，形成态度通常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对那些有专业背景，又积极主动了解动机的人们来说，他们通过理性分析来接受或者拒绝特定的讯息，这被称为“中心途径”。更多的人群接受讯息，形成态度则并非通过理性分析，而是通过各种非理性的情绪线索来接受或拒绝特定讯息，这被称为“外周途径”。大众传媒影响意见领袖是经由“中心途径”；而广大民众受意见领袖影响则是经由“外周途径”，只要意见领袖保持理性，那么民众也就不会被非理性所支配。
现代的互联网社会彻底地改变和颠覆了大众传媒时代的二级传播模式。由于网络讯息的异常便捷和高效，因此，讯息的传播会从信源直接、快速地传播给所有人，意见领袖和民众会同时、同步地获得讯息，而完全不必经过二级传播的模式。同时，互联网的社交属性又使各种极端思潮更容易吸引共鸣和得到高效传播，而相对温和的理性观念则乏人问津。因此，这就造成现时代民众所形成的社会态度完全不用仰赖于传统意见领袖的理性思考，而是在社交网络中志趣相投的圈子里直接形成并强化社会态度，而这个过程充斥着太多非理性的因素。
与此同时，现时代互联网讯息传播的高效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严重地增加并远远超过了现代人大脑所能胜任的认知负荷，造成信息过载。在大脑认知负荷信息过载的情境下，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而更容易被极端的、夸张的、煽情的讯息所吸引，即使是那些具有专业背景的意见领袖，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认知超负荷的信息过载压力，他们要吸引民众的注意力，就必须像“标题党”那样喊出最有噱头的话语，而不是理性温和的话语。
因此，在传统的二级传播被现时代互联网颠覆掉之后，社会思潮出现极端化、碎片化、情绪化的特征也就在所难免。在美国，这种现象体现在以反政治正确立场，口无遮拦的川普得到广大民众拥护。而在英国，这次的脱欧公投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社会涟漪效应，也是同一现象的反映。
因此，用传统的思维来看待英国这次的脱欧公投，就很容易失之千里。显而易见，公投是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当代，政治所面临的新的挑战。英国不会因为脱欧公投以及未来还可能有的公投而变得动荡，美国也不会因为选出川普担任总统而濒临衰退。
唐映红（心理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