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窦唯、何勇那一代摇滚人，都是北京人，父辈都是乐手；但是2000年前后的一拨摇滚人，不少都是从外地到北京，舌头、左小祖咒、二手玫瑰、痛苦的信仰，以及民谣的野孩子、小河、万晓利……他们多数聚集在树村，更为野生，更为乌托邦，更为“流动的盛宴”，木推瓜乐队就是这样诞生，真正的成军时间只有两年左右，却“制造了中国摇滚最让人不安的声音”（张晓舟语），来自长春的主创宋雨喆留下诸多惊世骇俗的传奇经历。但是乐队连正式专辑都没有出版就解散了，之后的宋雨喆经常酗酒，四处游荡，晃晃悠悠了差不多十年才组建了大忘杠乐队，今年年初又重组了木推瓜并推出专辑《悲剧的诞生》。早前巡演来广州时接受南都专访，如今的宋雨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多次提到一个词“生命力”，他说现在做音乐，重组木推瓜，都是生命力的驱使；而无论青春的时候多么荒诞不经，都是生命力的驱动。
提起木推瓜和宋雨喆
都是怪怪的？但他其实很和气
很难用一种风格来限定木推瓜，只能说是原始的、怪诞的、前卫的，死硬又疯狂，让人摸不到头脑，但都得承认这是高明的摇滚乐，甚至这才是摇滚乐；而宋雨喆的嗓音更是阴阳古怪，可以浅吟低唱，也可以偏执嘶吼，甚至能发出痉挛一样的花式歌剧唱腔。尽管提起木推瓜和宋雨喆印象都是怪怪的、艺术范儿，但他本人其实很和气，十年前他和小河组了个临时的“两个大人”，当时更多演奏曼陀铃，一个人抱着乐器边走边弹的时候，像极了文青笔下的“游吟诗人”。
木推瓜的重组
那是必须做的事情
但宋雨喆说，那时候自己在音乐上还没有完全打通、疏通，不算一个完全的创作期，只是一个即兴的蓄积的阶段，直到2009年组建了“大忘杠”。《荒腔走板选段》包括他自己的《断歌集》口碑都很好，尽管可能歌迷不多，更没有进入主流视野（大忘杠的成员央吉玛后来参加了《中国梦之声》和《中国之星》，但宋雨喆本人还是固守着自己），但宋雨喆说他感受到了某种驱动，受到了精神上的渴望，去思考、去生活、去做音乐，而基于这个目的，木推瓜的重组就成了必须做的事情。所以鼓手李旦（同时也是舌头乐队的鼓手）、吉他手张方泽、贝司手陈创远，几个老友重聚水到渠成。
有了孩子后
更感到责任坚定
除了驱动，宋雨喆还说是面对现实困境的 一 种 不 自觉地对自由的渴望和反叛的态度，尤其有了孩子之后，更感受到一种责任和坚定。用通俗的说法就是结婚生子之后，宋雨喆的生活和创作态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又强调，“让我为了生活而去改变一些音乐上的态度这个可能性很低”，就像这次终于推出了木推瓜的首张专辑《悲剧的诞生》，可能没有太多人去买去听，但是没关系，“我知道这里面的价值，它跟我的生命有关系，是我的生命驱使我这样做”。
纯娱乐不会让人
也不会让社会松弛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摇滚乐比较避讳的一个词是“妥协”，去上电视去综艺节目就是“妥协”，旋律写得流行化就是“妥协”，直到崔健、丁武、高旗等都先后去了《我是歌手》帮帮唱。而一直在困兽犹斗一般坚守的，不去商业大潮中和稀泥的已经没有几个，宋雨喆就属于这一类的“幸存者”。他把“大忘杠”带去欧洲巡演，他说欧洲现场的歌迷可能会比在国内还多；他说木推瓜和“大忘杠”的音乐，在国外反响也是耳目一新的东西。
宋雨喆说自己作为七十年生人，1990年代到北京搞摇滚乐还是延续着八十年代那种精神世界的惯性。现在是消费社会，更讲求快餐化、速食化，宋雨喆说在自己看来，“纯娱乐是不会让人松弛的，是不会让这个社会松弛的，它松弛的只是精神的一部分，所以目前这个社会才这么焦躁”。宋雨喆说无论是做“大忘杠”还是木推瓜，做摇滚乐都是在讨论人类的自由，“这是我的选择，你能来就来，你能来多少来多少，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或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
乐队解散那时的精神状态
非常不好，经常醉倒在路上
木推瓜解散后宋雨喆的精神状态一度非常不好，经常酗酒醉倒在路上，醒来时有时在沙发上，有时在地上，有时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到处游历，遭遇过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据说最严重的一次没把自己喝死，在半路上被车撞倒都不知道是谁撞的；还有一次在西藏阿里，全身只剩下50块钱拿出30块喝酒，醒来却发现是在一位警察家里，因为醉到不省人事饭店老板只能报警。宋雨喆说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是浪费生命，“我觉得我没有浪费，一直没有，那就是我的生活，然后你没有被社会遏制住，有些人就被遏制住了，他到中年，到60岁，他还能解决吗？我只不过是集中在那几年，我把它解决了，我从现在40岁到60岁，不会有问题的。”
对话宋雨喆
我觉得我比年轻时更有力量
年轻人，你别怕
南方都市报：木推瓜乐队解散之后你一度很失落的样子，现在回想那段酗酒的经历，有没有后悔？
宋雨喆：我并不是给年轻人提建议你们去搞摇滚乐吧，你们去浪费几年生活吧，但我可以告诉他们你这样去生活没关系，就是你别怕，你选择这样的生活也别觉得你这辈子就完了，不会的。你感受的痛苦、屈辱也好，爱情、跟别人乱搞，或跟朋友喝多了打架，跟朋友一起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这个东西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命力的驱动。
南都：后来做“大忘杠”包括木推瓜重组做专辑，其实那段时间的所谓浪费也是创作力的一种蓄积？
宋雨喆：我不想说一个成功学意义，因为最重要的还是生命，这种生活能在生命区间里面找到自己的维度，然后找到自己的自由，这个对每个人来说是挺重要的。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可以你就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你可以不管那么多不用马上去工作上班，你有机会可以把你自己凿通在你中年40岁之前的时候，你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让朋友上台用皮带抽你？
南都：2002年的时候，木推瓜表演时找一个画家朋友上台拿皮带抽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宋雨喆：实际上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挺痛苦，这种痛苦也许超过周围人的痛苦，那种痛苦在舞台上会被放大。当时就是我喝多了，我叫了一个朋友上来抽我，我想体验演奏的时候会不会更疼痛，被抽得都开了口了出血了。但实际上我根本不记得有多痛苦。
南都：当时是什么导致了痛苦感？
宋雨喆：人的精神困境吧，说具体一点，比如家里很多人下岗了，大家开始（转变的）消费态度等等好多东西是很荒诞的，包括现在（有些）是特别荒诞的。所有这些东西叠加到一起，如果你去想还是挺让人痛苦的，摇滚乐不是政治，它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本性和反叛强加在你身上的东西。
摇滚不是在泳池里泡着还拍照那种
南都：木推瓜重组后巡演基本一天一场，前一天还在南京，第二天就到广州，身体吃得消吗？
宋雨喆：“大忘杠”不是有个欧洲公司吗，我在欧洲就是这样的，欧洲乐队都很专业的都得这样演，那才舒坦，摇滚乐不是在游泳池里泡着还拍照那种。摇滚生活就是要不断地，像打铁一样。这样我一天天地演，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我觉得我比年轻的时候更有力量，可能是意志在反馈波及到身体，我现在身体也不差，还能噪。
为什么叫《悲剧的诞生》？
宋雨喆：这歌其实跟尼采没关系，因为20岁的时候我看不懂尼采，那种悲剧精神哪来的？而且这种悲观精神哪来的力量让我声嘶力竭去？所以你说悲剧是一个颓废的东西吗，它不是悲剧的精神，或者掺杂着悲悯悲哀悲痛，它不代表着颓废，它还是生命力。
采写：南都记者 丁慧峰 实习生 刘若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