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一定不要错过》
纪录片是最有效力，也是和现实呼应最快的一个方式。据统计，在2018年冲击年度总票房600亿的大背景下，今年上院线的国产纪录片仅有13部，其中票房最高的是《厉害了，我的国》4.8亿，其余多是几十万票房，这13部纪录片总票房为5.69亿。
反观近两年一些由已经在电视或网络中获得广大好评和口碑的纪录片改编的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生门》，票房却出人意料地不尽如人意。《舌尖上的新年》院线票房194万元，《我在故宫修文物》票房647万元，《生门》的票房仅为157万元。
近几年纪录电影确实在题材上也进行了多样化探索：聚焦于社会现实题材的《生门》、《二十二》、《摇摇晃晃的人间》；自然题材的《重返狼群》、《我们诞生在中国》；人文题材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新年》；根据综艺节目衍生出的纪录电影，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之大电影》等，但这些纪录片在票房表现上依旧不尽如人意。
在有好口碑却没有好票房的艰难条件下，国产纪录片应该如何生存并发展？新京报记者专访国内纪录片工作者和院线经理，共同探讨国产纪录片现状。
《海龙屯》
1 旨在聚集更多观影群体，不求过多商业回报
国产纪录片对于国内观众来说，仍然是个刚需。纪录片创作跟故事片不一样，因为现在拍摄设备、技术条件都达到了，就无法阻挡创作者完成这个片子文本的可能性。国内每年上院线的故事片大概有500部，基本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但是纪录片现在每年上院线的在10部左右，还有很大的空间。
纪录片这个行业内不管发生多大的地震，都挡不住这种刚需的增长和创作数量的丰富性。比如现在的陈晓卿就专心去做美食类商业纪录片，夹杂一些软植入在里面。
近几年，纪录电影也得到了更多行业人士的重视，越来越多之前的尝试者及项目案例都为之后的创作答疑解惑，从立项拍摄到宣传发行的各个环节给予帮助。一方面，纪录电影在商业院线的表现以及在社交平台上的口碑传播让创作者更有信心，另一方面，纪录电影的创作者往往对大银幕放映有情结，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创作者认为，纪录电影的社会价值要通过公映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被问到为什么纪录电影要选择商业院线上映时，“希望影片能让更多人看到，是回答次数最多的答案。”但很多导演和演员哪怕业内人士，并不指望纪录片能获得多高的票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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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类越来越多元化，创作环境越来越轻松
总结今年的纪录片上映情况，电影市场专家蒋勇表示，纪录电影不仅创作数量明显增长，题材内容与摄制形式更为丰富，并在网络传播上得到了各大社交平台的青睐，纪录电影在新媒体环境发展中的受众基础和潜在需求进一步展现。
近年来国产纪录电影摆脱了“主旋律OR明星宣传”的模式，用多样化视角呈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生门》、《重返狼群》、《二十二》《最后的棒棒》等分别从医患关系与生命教育、人与自然关系，到人生态度与人文关怀，展现了纪录片题材的更多视角。
曾多次参与纪录片创作的导演李牧宇向记者表示，如今纪录片的创作环境总体来说比较宽松，自然科技、人文历史、民族文化等问题都不大，如果创作题材和相关机构的要求相契合，还能在立项和资金上获得支持。
所以，无论是从创作的可能性还是观众的诉求，还是目前国内的创作环境，国产纪录片不管怎样它都要成长。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纪录片研究者孙红云表示，“就看它是野蛮生长，还是被规训了生长，还是丰富多样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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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金短缺是常有状态
融资渠道多元化但“赚钱不易”
坊间有说法是每个拍纪录片的导演几乎都有借钱、贷款、抵押房子的类似经历。在被问及“创作过程中经历过的最大困难”时，《二十二》导演郭柯表示，资金问题确实比较难解决，虽然说纪录电影目前有很多融资渠道，但拍摄过程中资金短缺也是常事。
据行业人士介绍，国内目前的纪录片投资一般分为几类：一是政府或企业投资、外包团队操作的项目；二是各大播出机构出资并提供资金与制作思路，以互联网平台和电视台为主，自制或委托纪录片公司进行生产，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这两种背靠“金主”，生存状态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在创作的自由度上会受到诸多限制。
另外就是专门的纪录片公司以及个人类的纪录片，还有出于情怀或个人其他目的的资助以及众筹，这样纪录片公司和个人类纪录片虽然创作相当自由，但融资就相对艰难，此类资金往往不干涉创作，在票房回报上也没有要求。
在孙红云看来，目前国内纪录片创作者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今年真正能找到资金的就太少了，因为政府扶持资金会比较谨慎，投资商也不太愿意投纪录片。
孙红云的纪录片《在少林》已经拿到了拍摄许可证，预算大概在500万左右，在纪录片的投资中算是中等成本，但是找资金就折腾了好久，刚开始当地电视台想投资，但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孙红云感觉他们是完全不懂纪录片的人，就中断了合作关系，之后也有些投资商会谈，几轮下来看起来就要谈成了，但最终都没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