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
作为中国第一代流量明星，有李宇春的地方就有着应援灯牌与呐喊。对于某些行业前辈来说，这构成了一种破坏力。有人曾表示不愿与她同台，或者公开表达对她的轻视。
草根选秀出身某种程度上成了她的原罪。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曾将矛头指向湖南卫视，称‘超级女声’低俗。“降温处理”确实发生了。她与其他几位超女参加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群星合唱，全部没有得到特写镜头。广州邀请她与林俊杰、莫文蔚等4人录制亚运会的主题曲，现场开幕时，却被临时决定不让她上台。参加公安部文艺晚会，她的节目被剪辑掉了。她的每张专辑都是年度销量名列前茅，但在2013年以前，她从未得到春晚邀请。
早年那种局面是选秀歌手们都要面对的，并不针对她一人。落在她个人身上的，是另外一个状况。
也许是她后知后觉，李宇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互联网的恶意，是2008年。汶川地震次日她去献血，被人拍到，网上有人发现照片中扎针的位置不同，指称她造假炒作。
她一贯身体虚弱，献血是她瞒着母亲去的。按流程，要先在一支胳膊抽血化验，合格再换另一只胳膊进行捐血。她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发展，确实很多人相信了。她本可以公开向媒体解释，但她决定遵守自己的内心选择，不辩护，也不再去看那些指责。
不说不看，却停不下来自己想。“这件事情是会让我对人性有怀疑的。”她掉进了一张网里，那些想法总会冒出来。有一天，她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她献出的血会流向一个骂她最狠的人的身上。她很惊讶自己会这样想问题，感到荒谬，又觉得有一种魔幻现实般的黑色幽默。
然后是那场席卷互联网的狂欢。从2009年开始，“信春哥，得永生”，“信春哥，不挂科”，到处涌现出这样的声音。后来回头看，人们会承认，不同于某些自我营销式标签，“春哥”是对女性的刻板偏见与侮辱。也许，伤人的不仅仅是一个词本身，而是伴随而生的那种欺凌文化。她的头像被PS，各种移花接木的恶搞图片流传于网络，甚至出现在乡镇“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海报里……
2009年7月内蒙古音乐节，场面失控了，台下的摇滚迷喊着“春哥”，向台上扔矿泉水瓶。有报道说她回到酒店就哭了，那是误传。她坚持在台上唱完3首歌，还一脚将一个矿泉水瓶踢了下去。“我当下的第一反应我自己还会吓了一跳。”她说。
“黑的最惨的时候吧，我也不会要求公司去删那些东西或者干吗，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反正那个人又不是我。”包括她本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不在乎的。
后来她想清楚了，所谓的不在乎，是个假象。
“表面状态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我觉得内心还是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李宇春对《人物》说。那时她特别害怕和父母在一起时，突然有人冲上来对她喊那个词，“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应对。”为此，她刻意减少与父母相处的时间，经常自己待着。
她认定了，反击是无效的。“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因为我自己太清高了，我太倔强了。我觉得他们有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去跟他们去讲。”她认为时间可以去帮她洗刷掉这种攻击和伤害，她近乎盲目地相信这一点，虽然她不知道这之前需要熬多久。
再然后是那些层出不穷的假新闻：和煤老板结婚，自杀，整容死亡。无数屏幕后面有着无数ID。“天天发律师函，删帖。”杨柳回忆。
所有伤害累加起来，构成因果。“我完全就是用了一个硬壳把自己给包裹起来，身边的人也走不近我，我也不愿意走近他们。”她说。也正是2009年，她完成了第一张创作专辑。她开始学习打鼓，那变成她的一种宣泄方式。她对众声喧哗的微博不感冒是必然的。她越来越让自己沉溺在封闭的世界里。那里只有音乐。
2009年结束时，天娱在一个酒吧开年会。杨柳记得那一幕，别人都在唱歌、喝酒，李宇春一个人坐在很远的角落里打鼓，“没有一个人敢去靠近她”。她就那样奋力敲打了几个小时。最后，鼓被打坏了，公司赔了钱。
随后的why me演唱会，李宇春插入一个自导自演的短片，将遭受的网络暴力以意象方式呈现——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片中她走过充满敌意的人群，脸被飞来的玻璃碎片划伤。随着她继续走着，伤痕不再可见。她翻唱了《流言》。唱着唱着，眼泪掉落下来，那是至今仅有的一次她当众哭泣。
台下的春爸春妈哭了。他们这时才体会到女儿内心的压抑。他们理解到女儿对他们的隔离，恰恰是在保护。“那个时候我们才感受到了她当年那种孤独，那些网络暴力给她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春爸说。
她连心理医生都没有看过。后来，她将原因归于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中学她住宿，父母每周三开车去给她送汤补身体。大些时，她感到不好意思了，就利用课间出来，坐在车上喝完再回教室。一次媒体采访问及父亲对她的影响，她没有长篇大论，给了一个简单到令人意外的回答是：“爱我妈妈。”
少时埋下的根基，父亲那封没有得到她回应的六七页纸的亲笔信，母亲关切的嗔怪，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作用，她后来想，这才是导致她没有滑向黑暗的原因。
破冰
杨柳感觉她必须做点什么了，李宇春太封闭了。她难以找到途径接近她。有个观念在李宇春脑中根深蒂固，她是个歌手，所以她和唱片公司太合麦田那边的人走得更近。杨柳向那边人打听，得知李宇春上开心网，“有一个加菲猫头像的是她”。
她一天到晚盯着那个加菲猫，发现她经常在半夜3点钟上去偷菜。她就在那时候逮住她，和她说话。她也偷加菲猫的菜。“你必须要接近她，所以你就只能够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跟她建立一个交流。”下次见面，话题有了，“哎呦，昨天你偷了我的菜。”
当时，陈可辛导演的电影《十月围城》希望李宇春参演，杨柳加入到游说工作中。持续几个月，隔几天就给她发长篇大论的短信，多半是不回信息的。每次被挡回来，她就会对自己说，要不再坚持一下。她推着她往前走。春春，导演来了，见个面吧，要不不礼貌。春春，要不先看看剧本吧，演不演再说。
让李宇春成为演员，并不是杨柳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想帮助李宇春打开自己。音乐就像一个避难所，她长期躲在里面，不和外界交流。而剧组就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她要与其他明星打交道，与导演打交道，与服装、道具、造型师打交道……
李宇春最终答应了，那是她的第一部电影。“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诚。看到导演和剧组那么执着地找她，她其实也有点不好意思。”杨柳说。
其实李宇春心里也有另外一种打算。她想着，若是演砸了，就再也不会有导演来找了。那时她内心很烦杨柳，见面就吵架。
事后看来，建立认可的过程非常漫长。一个关键节点可能是拍最后一场戏时，杨柳在睡梦中被李宇春的电话吵醒。时间是凌晨3点。她想一定是十万火急之事，因为以前李宇春从不会主动联系她。电话那头说：“你骗我，不是不摘帽子吗？”
进组时，李宇春的角色造型是梳着长长的辫子，戴着一顶棉帽子。她不适应角色的长辫子，与杨柳约法三章，任何时候帽子在头上都不能动，眼下正在拍爆破戏，帽子被导演要求摘掉。
为什么对戴帽子这么坚持？她将其归于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好像帽子在，就在电影这个陌生的冒险岛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她无法自己与剧组沟通，“我完全是自闭儿童，我都不跟别人讲话的。”
杨柳赶紧找导演身边的人。“真的不能摘帽子。摘了帽子，建立的信任就毁了。”导演很为难，剧情是尸横遍野，旁边人胳膊都没了，怎么能有一个帽子戴在头上不被炸飞呢？
杨柳保住了那顶帽子。电影里那是个不合理的镜头，帽子安安稳稳地戴在死去的角色头上。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感，导演妥协了。后来，剧组的造型师还开玩笑地送了李宇春一个戴着帽子的玩偶，“你的帽子永远别摘”。
2013年李宇春去演赖声川导演的话剧《如梦之梦》，是又一个大跨步。听说赖声川导演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戏剧在筹备，杨柳决定先不问李宇春的意见，自己去联系赖声川的剧组。她相信话剧表演能够继续打开李宇春的自我封闭。起初，李宇春和赖声川都对这个事保持怀疑，结果见面只聊了半个小时，两个人就都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有一种奇妙的机缘，赖声川喜欢李宇春的纯真、干净，而李宇春看的第一部话剧就是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他们很投缘。
“她如果遇见好的老师，会成长得很快。”杨柳说，“我觉得赖老师是那个能够帮助她丰盛和变得更开阔的人。”
话剧在那一年成了李宇春的主线。与拍电影不同，她与话剧演员们朝夕相处。每天去排练，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一二点，连续一个多月，然后是5个月的巡演。她主动放弃了明星待遇。那是学生时代之后她再也没有过的体验，坐着大巴往返，所有人一起吃盒饭。
最初和大家相处时，她是扮演一个观察者，看着大家吃东西、聊天、踢毽子，后来，她也加入了踢毽子。有的演员买了麻辣烫，喊她一起吃。她感动了许久。“当时为什么特别想哭呢？”她对杨柳说。
演出谢幕，给她的呼喊声总是全场最大的。她为此惶恐，她只是个配角。她问赖声川，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你一点都不应该困扰，你带了多少年轻的观众走进话剧。”赖声川回答她。她有所释然。
另一边，杨柳需要顶住压力。“公司那边不好交待。”商演都停了，一场话剧的酬劳是5000元。
她依然是个敏感的人。有一次，搭对手戏的演员对李宇春说，他所在的小剧场要有演出，邀请她来看。她很开心地答应了。但那人马上说：“还是不要了，那个地方人太多了，你很不方便，你要不是李宇春就好了。”
如果对话在这里停止，对她情绪也不构成影响。那个演员又喃喃地说了一句，“不对，应该说你要是李宇春就好了。”她感觉就像被“猛插了一刀。”
“你是一个躯壳，你是个符号。”她在这话里体会到另外的意思，“你现在活着的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李宇春。”
解锁
开拓疆域是在那一年前后启动的。她觉得她离生活太远了，她要寻找工作之外的爱好。于是，她自己装修房子，学着做菜。腿受伤后，行动不便，她捡起了多年没碰的吉他。每解锁一个新技能，她就离过去那个封闭的人更远了一点。
她研究起摄影，上网自学。她计划拍一组肖像，人选是朴树、周迅、张亚东。同签过太合麦田，李宇春与朴树都是内向的人。拍他那次，朴树正处于闭关阶段，她去他家里。半天下来，两人都不怎么说话，就是坐在房间里一首一首地听歌。
她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不只是对纯粹的美的欣赏，她在里面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看到奔涌鲜活的感受。她认为那正是她所缺少的。她需要一种新的刺激。
艺术顾问邓理承认他刚认识李宇春是带着偏见的，觉得她不过是想“贴标签”，但接触下来有了很大改观。他感觉她确实大量看展，有自己对艺术的审美。
去威尼斯双年展时，她被关小的影像作品《大卫》吸引。“每个人都去看大卫，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他被印在T恤上面，有的时候被印在什么卡片，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吃掉他，有的时候我们破坏他，然后又仰望他，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大卫是谁。”后来接受许知远采访时，她说。
坐在那个小小的展厅里，她独自把那个视频看了3遍，又静静地想了一会儿。她想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网络暴力。“那种平庸之恶，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李宇春是谁，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她好像跳脱了出来，俯视过往。
艺术也反哺了她的音乐。最新一张专辑《哇》的音乐监制陈伟伦回忆，专辑最后一首歌李宇春写出来以后，始终没想好名字。希罗尼穆斯 · 博斯的画作叫《人间乐园》，李宇春和陈伟伦有一次聊起了这幅天堂、地狱、人间的三联画作，“也许，叫《人间乐园》是最适合的。”
2018年她决定发起艺术公共项目展《流行之菜市场》。邓理知道，这是个有风险的举动，艺术圈一定会有质疑的声音。和李宇春聊，她很坦然。她不认为持古典主义艺术观的那些人错了，她只是与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她就要从外界打破圈层。
她非常投入，光是和邓理的会就开了至少十几次，每次四五个小时。他叫她“会长”。
在这个过程中，邓理明白了她参与艺术的更深层动机。通过更平静的语言、更具象的物质，她多了一层抒发方式。“她内心有很多很热烈、很激烈的部分，她是想要通过艺术去表达内心。”
他们一起去看路易斯 · 布尔乔亚的展。李宇春很喜欢一个作品，两个螺旋状的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邓理觉得李宇春有点符合那个作品的意象，“外部的看法和她对自己的看法纠结在一块儿。”布尔乔亚有抑郁症，但没有因为抑郁症而伤害到自己，艺术变成她的纾解之道。邓理想，李宇春与她有些类似，“艺术是有一层这样的功效的，你很多愤怒是会被化解掉的。我觉得她越来越懂得疗伤了。她那一层壳越来越软了，因为她自己懂得了怎么处理伤口。”
这几年，变化确实在李宇春身上发生了。她更松弛了，能够重新看待当年围绕她的种种讨论。“比如说关于草根的问题，关于传统审美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她说。
看着那些新时代的流量小生，迅速得到主流的推崇与业界前辈的呵护，她感慨时代变了，他们是幸运的，无需走她曾走过的路。但是同时她又觉得，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反而又少了一些反叛精神，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在呵护着他们，他们也同时在被这些东西所绑架着，没有办法去做到真正的引领和输出自己的价值。不断崛起的新的偶像，分享着新闻头条，可能也分走了她身上的压力与注意力。她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对她而言，比较自在的一点是，会有空间去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之所以没有事情做，是因为你并没有创造，不能怪别人。”
那场网络狂欢已经远去了，但时不时，还是会有流言出现。去年她在戛纳，穿着晚礼服参加品牌方的活动，旁边站着位西装革履的老头给她当保镖。网上开始传，李宇春和老头结婚了。春爸春妈都急了，她被逗乐了，完全不在乎。
与父母的关系，重新亲密起来。她经常给他们打视频电话，做了菜会拍图片发给他们看，去年还带着一家人去了非洲。她介绍父母给《人物》采访，这在以前是绝无可能的事。采访结束，她给父亲发了个红包，“老李，这是打给你的出场费。”打开一看，一块钱。
曾经的她尽量避免和别人吃饭，怕因为自己不自在而引起别人的不自在。2012年拍《龙门飞甲》，演员们轮流坐庄请客吃饭，轮到她时，她迈出了这一步，但招呼大家时，还是拘谨得不行。现在她变得更愿意聊天了。和一个外国朋友见面，用英语一聊就是4个小时，语法都顾不上。她惊讶自己怎么能一口气说了那么多话。
接回故事的开头，她最终说服团队，参与到《我就是演员》。“我上一次去所谓的参赛是15年前，我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15年之后要去比赛呢？”不是为了展示演技，真正的挑战是，大众眼中作为符号存在，但不是作为鲜活生命存在的自己。她将其视为一种行为艺术，“是不是除了音乐，还有其他的艺术载体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东西，表演是否是其中一种呢？你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你把自己藏进她的身体里面，你跟随着她的情绪，你说出了她想说的话。其实，那些喜悦也是你的，那些悲伤也是你的，那些话也是你想说的。”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她想展现自己的喜怒哀乐。
她成为了整个节目里的惊喜，作为非专业演员，总体而言她的演技收获了肯定。她演了五幕戏，每个角色身上都能找到曾经的影子，比如孤独，比如舆论伤害。她选择角色，角色也选择她。她期待对内心的挖掘能够更深一些。
人际交往中，她依然是被动、内向的人。但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她的冷幽默。吃饭时若是有人谈起工作，她会抛出口头禅：“雷公不打吃饭人。”参加《我就是演员》时，导演吴彤给了她一个雪糕，下次见面，她就管他叫“雪糕男孩”。
只是某些时刻，以为已经摆脱的感受会在内心深处唤醒她。几年前在台北夜市，突然一种失控感降临，她一直往前走，不敢停步，害怕别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但并没有人认出她。“我其实是对人群有恐惧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但突然某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你自己意识到，原来我是受过伤害的。”
但没有别的选择了。李宇春深知这一点。
没有变过的，只有她对音乐的爱。她始终专注认真，印在专辑上的歌词，一个整句的空格和断行，都要符合唱的节奏。她亲自参与设计演唱会的每一个环节。在她看来，那是一套完整流程，所以不设返场，“设计完了，就是演完了”。《人间乐园》先后录了19个demo，不断修改。全部都录完了，在去意大利的飞机上，她听到有婴儿哭，得到了启示，决定在那首歌的结尾处再加一段八音盒配乐，为沉重的乐章添加一些希望。
去年她父亲找杨柳谈到让她退出演艺圈的那个晚上，李宇春加入讨论。
“爸爸，我达到今天这一步，其实是无数次的跌倒，整个团队磨合、试错。我常常会觉得我都做不到，真的太难了，所以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你太轻率地就讲出这句话了。你还得往前走。”她说。
过往在，人群在。她也会一直在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