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工作室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副主任王浩，2003年大学毕业时，觉得自己进了一个很“冷门”的地方。人类都进入数字时代了，怎么还在拍老古董的缩微胶片？在本就安静的国家图书馆工作区域，缩微胶片的工作室和库房更是没有“人气”，陪伴他的只有不断传来的“咔嚓”的拍摄声。后来，王浩知道，这一拍，让古籍又“活”了至少500年。
说到缩微拍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谍战片”。没错，世界上最早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缩微拍摄，是由法国人达格朗发起。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成功地利用缩微技术传递了11.5万封信件情报。后来，缩微品才广泛地应用于图书档案领域。
不久前，国图首次揭开神秘的文献缩微工作面纱，举办“缩微开放日”活动。在带领观众参观时，“每一代缩微胶片的生命是500年，每复制一代又能使其生命继续延续500年”，王浩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点自豪。
在图书档案领域，缩微胶片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纸质品易损难存，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传世典籍数目庞大，不能受到任何损毁；报纸是最难存的文献之一，很多原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严重损毁——用缩微胶片拍下来，不仅能保存文献，还能让读者在不伤害原件的情况下使用文献。
然而你也许要问，都进入数字时代了，数字资源不是更好——转化高效、不占地方、使用方便……相比之下，缩微胶片还需要工作人员一页一页地拍摄，一卷一卷地保存在库房，使用时还得在仪器上、或者印出来才能看。但事实上，数字资源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王浩说：“计算机病毒、物理伤害、黑客入侵、硬件限制……都会给数字资源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而且对数字资源的修改很容易，保持原貌也是一个大问题。”相比之下，缩微胶片最大的好处就是“靠谱”：拍什么就是什么，高度还原，真实可靠，稳定性强，甚至在法律上等效原件，“是可以作为呈堂证供的”。
缩微胶片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介质：在2008年“5·12地震”中，位于四川绵竹汉旺镇的东汽档案情报大楼遭受严重损坏，楼中保存的工程档案和图纸等资料，纸质版被水浸泡，数字版也一时无法使用，只有缩微胶片在此时为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即便一切岁月静好，数字资源的保存载体，例如CD光盘，保存时间也不过20年。数字资源一般每过几年就要做一次迁移，不仅成本大，也可能造成数据损失。你想，个人换个电脑，把资料转存一遍都很麻烦，何况是图书馆海量的文献数据。而且，随着计算机系统不断更新，有些格式的文件在未来存在无法读取和识别的风险。缩微胶片就没有这个问题，一拍可存500年。”王浩说。
追溯中国的缩微拍摄史，早在194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购入一套美国产的缩微摄影设备；1957年和1979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图书馆分别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交换了馆藏敦煌写本和遗书的缩微胶片。1982年，著名学者任继愈在山东曲阜查阅孔府档案时，发现损毁严重，保存情况堪忧，于是致信中央，由此拉开新中国以缩微技术进行文献保护的序幕；1985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在2000年左右，缩微技术遇到低谷，大家都把人力物力和注意力放到了数字化上，但这几年又回来了。”王浩说，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缩微拍摄成员馆23家。各成员馆拍摄和制作的胶片，“一拍”只有几厘米，累计起来却已经长达数千公里，涵盖了古籍，民国书、报刊等领域，共抢救拍摄各类珍贵文献总计189478种、7650万拍。
如今，缩微技术和数字技术之间常有“互动”，主要有两条技术路线：一条是“纸质文献-缩微胶片-数字化”，另一条是“纸质文献-数字化-缩微胶片”。缩微胶片的目的是保存，数字化则更方便使用。从2012年开始，国图正式开始把数字资源转成缩微胶片。
王浩介绍，国图2016年正式开通运行的“中华古籍资源库”，目前在线发布的数字资源总量超过2万余部、1000余万叶，其中三分之二的资源是由缩微胶片转换而来，“不仅速度快、成本低，最关键的是，不用动原件——只要有缩微胶片，就无需用原件做数字化了”。
文献缩微工作是一件艰苦的工作，要经年累月地与古籍、民国图书上的灰尘、螨虫亲密接触，要不分寒暑地在恒温恒湿的缩微胶片库房中穿梭，要不论阴晴地长时间待在密不透风的拍照暗室中，要日复一日地与各种药液、数据、参数深度交流……但在这枯燥的“咔嚓”声中，历史得以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