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2月21日讯 几分钟之内，目光被快速聚焦。
2月19日，上午9时16分。很多杭州人的手机响起新的推送消息：连续两天没有新增后，当日凌晨，杭州再度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患者是57岁的双浦镇湖埠村女性村民潘某。
湖埠村，是杭州市区西南一座傍山小村。几乎同一时间，网上传出齐刷刷的疑问：“她去哪里染上的病毒？”
作答时限进入倒计时。
24小时内，一份标准“答案”，应该包含患者发病前14天和发病后的日常活动、其间发生接触的人群，以及可能的感染路径。
与时间竞逐，与病毒斗智，是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人员的日常工作。他们是一群“病毒捕手”。
证据每分每秒都在消失
2月19日晚10时20分左右，谜底揭晓。
“1月17日，前往宁波、嵊州探亲。1月20日下午返回家中。1月22日上午，乘坐家庭自备车前往灵隐寺游览，中午返回家中。此后一直未离开湖埠村。”潘某的几次活动被标上重点记号，而最早的活动轨迹甚至追溯到确诊前一个月。
每次流调，杭州市疾控中心应急小分队的队员们需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即便是在深夜。为此，不少成员会选择睡在单位，接到命令可以抹一把脸，拎起应急流调箱就出发。
寿钧所在的杭州市下城区疾控中心，专门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调查组，有22年传染病防控经验的寿钧入组。他们两两组队，一旦接到疑似或确诊病例报告，小分队便会直面患者，完成采样、问询。
“好比公安查案、记者暗访，证据每分每秒都在消失。”4天前的晚上10点，寿钧接到通知，辖区内发现一例疑似病例，等待流调。
消毒、戴口罩、穿防护服……寿钧穿过隔离病房，站在病床前，直面患者。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症状？”
“去过哪些地方？”
“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和哪些人接触过？”
简单问询后，问题逐渐深入而细致：就餐时和谁坐在一块，什么位置？和人聊天持续了几分钟，距离多少？去过几家市场，常光顾的摊位有哪些……
有时，患者会记混，甚至会隐瞒某个事实。“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追问。”寿钧努力抓住每一处逻辑矛盾。
隔离室里的对话持续了50分钟，直到寿钧收起写字板。
问询、采样、追踪、画图、大数据，他和同事在纷繁复杂的“一手证物”前串联事实。赶在凌晨3点前，第一版流调报告出炉。
两次扑朔迷离的感染
对潘某的流调，孙昼感到责任重大。
潘某从1月22日最后一次出村，到2月19日确诊，前后一共27天。
有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细节，并很快在网络上形成传播——27天未离村，怎么感染的？难道新冠肺炎的潜伏期不止14天？
孙昼明白，如果不尽快查明，刚开始复工的城市很有可能陡增困扰。
“患者本身就有‘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目前还很难确定具体发病时间。”孙昼和杭州市疾控中心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大流调范围。他们刚刚向宁波、嵊州两地的属地疾控部门发去请求，希望配合进行调查。
大多数时候，“悬案”终能破解。
1月21日，杭州市疾控中心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两起确诊病例。两名患者都没有湖北旅行史和居住史，乍看之下，让人摸不着头绪。
孙昼和同事立刻开展调查，发现两人同属一家公司。追问之下，他们相继回忆起，一周前公司曾组织过一场会议，到场的有30名员工。
两支流调队伍立刻出发，分赴公司和会场，“会场很小，才不到40平方米。一查名录，有从武汉来的员工，第一判断是开会时传播的。”疫情变化很快印证孙昼的推断，几天内陆续又有几名与会者确诊。
此次会议上的30名与会者，最终有11人被感染。
除了传统的询问方式，流调人员这些年有了不少高科技加持，监控和大数据信息成了“断案”关键。
2月5日，杭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例，其中一对夫妻的感染颇为蹊跷。
1月25日，丈夫徐某突然发病，两天后妻子王某感染。初步流调显示，两人发病前14天，都没有疫区居住及旅行史，也没有野生动物接触史，与此前确诊的患者不相识。
直到确诊后进一步流调，才发现他们受到感染，可能因为一次50秒的“偶遇”。
“仔细问询后才知道，患者发病前3天去过一家药房，而几天前刚确诊的一例病患也去过这家药房。”流调人员顺藤摸瓜，调阅药店监控，查到1月22日下午2点21分的视频画面：徐某和另一名确诊患者杨某，在同一吧台处正面相遇，尽管时间只有50秒，但距离很近，两人均未戴口罩。
就这样，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不少原本“孤立”的病例，连成了一幅病毒传播“图谱”。“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定是传染原因。”孙昼反复强调，这只是目前发现患者与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一次“亲密接触”。
尽早发现传染源，及时切断传播途径，正是“流调”的意义。
追逐“零号病人”不是唯一目的
这几天，寻找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的新闻，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
“这是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的概念，代指传染病中第一个感染并开始传播病毒的病患，继而将病患串联成一个源头或多个源头的传播网络，”寿钧说。
不少人认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足够我们追索每一起确诊患者，最终找到“零号病人”。事实上，监控录像时间过短，数据信息共享不足，人员流动过于复杂，都有可能造成证据链的缺失。
寿钧手头上有一个不算特别清晰的病例。“只知道患者去过市场，坐过高铁，但还没找到确切的传播来源。”通过时间方面的判断，患者极有可能是在高铁上受感染的，但仍缺少确凿证据。
孙昼说，追溯传染源头只是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前获知各种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危险地带或人群，将防控关口从医院前移至社区，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疫情传染风险。
2月19日晚，湖埠村流调报告刚刚公布，双浦镇连夜布置封控措施。全村366户村民全部隔离在家，村里紧急调配抑尘洒水车和消杀人员，喷洒消毒。
而孙昼和寿钧已经开始为下一例流行病学调查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