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26日讯他目送了一个又一个老人离开，当然，更多的是看着一个又一个痊愈的孩童从他身边被放心、高兴、感激地抱走。他叫方双斌，今年52岁，一个在乡镇卫生院呆了34年的“赤脚医生”，他不求仕途只问医药——有一个大概的数据：这些年中，他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在出诊的路上跑了将近20万公里，前后有约30万人次得到过他的诊治。
中国医师节刚刚过去，让我们走近这个每天呆在大山深处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听听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从医
因为父亲白衣上的血
视频里的父亲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呼吸管，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向儿子嘱咐家事。从父亲的无所不能到现在的风烛残年，方双斌想起了很多，比如批评，比如严厉，比如责任感，再比如几十年前那一件被沾满血迹的白衣。
父亲也是一名医生，在浙江西部淳安县大山深处的双源乡卫生院。从卫生院再往山里走，一小时就到安徽，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山民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就指望这家医院。
那天，方双斌跟着父亲在卫生院。中午前后，小小的医院突然被叫喊声打破——几个人陪着一个中年男子，中年男子在干活时被锄头砸了脚，脚上裹着一张报纸，血把字浸红了。“我父亲跑上去，搀男子到清创室，一揭开，鲜血喷出来，地上、桌上、白衣上……”
一直到处理好一切，看到男子走远，方双斌还没有回过神。对12岁的他来说，这个场景恐怖而且伟大——伤情恐怖，而医者无所不能。
6年后，方双斌从淳安卫校毕业后，也成为一名出诊医生。那个时候，所有的医生都要翻山越田进村给人看病，村民更愿意称呼他们为“赤脚医生”——风里来雨里去，常年卷着裤管光着脚。方双斌并不忌讳这个称呼，从18岁开始到今年的34年间，他一直在大山里奔走。
自己生病
“右手扎左手”
淳安在杭州最西部，浪川在淳安最西边。山多路窄，浪川哪里的山路最难走？问方双斌，他知道。
行医开始的十多年间，方双斌说浪川乡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通往“茶岭”、“汪家”的机耕路最宽处也不到两米。他几乎每天都要出诊，这条路，数不清走过多少遍。能记住一辈子的“路”也就在这里了——那一天，他出诊结束归心急切，下坡车速又快又颠簸，自行车的刹车抵不过惯性的冲击，方双斌连车带人摔到地上。缓过神来的第一件事是先摸到药箱检查里面的药品安全——阿司匹林、扑热息痛、青霉素这些药品在当时都是“宝贝”，破一支就少帮助一个人。
山路一步步被人用脚走出来，经验也是自己一次次摸索积累。不久后方双斌到了浪川乡卫生院，这里没有一位专职护士，所以医生不能只管开药，还要负责给病人打针输液。“次数多了，自然也就熟了。”大小患者，没有规律地来到医院，几年时间，方双斌驾轻就熟。如果自己生病，方双斌从来都是“右手扎左手”，不找人帮忙。
乡卫生院只有不到十位医生，面对的是全乡两万多人，偶尔还去更远的姜家、汾口帮忙。1999年，方双斌拿到了执业助理医师证，2010年，他拿到了执业医师证。这些年，他没有做过确切的统计，但如果以每天20公里算，34年间，他在山道水边跑了有20万公里。
希望去杭州大医院
跟着专家学习
从医三十多年，浪川乡几乎无人不识方双斌。认识的人多了，自然也有人劝他到更大的医院去，到待遇更高、工作更轻松的岗位去。他的很多同学有的调入了上级医院，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方双斌除了曾任过浪川卫生院院长外一直没有刻意追求过其他——他好像不太“上进”——但他其实有过很多次机会，只是因为那么多农村患者，对他来说似乎有着近乎偏执的不舍。
今年6月的一天，方双斌在一次出诊中遇见一位老婆婆——得了阑尾炎，痛，但不去医院——和不少山民一样，他们觉得“过几天，病自己会好”。他知道这个病症的凶险，劝了好久，老人却说“家里就我一人，我去了，猪和鸡谁管”。他开着车，绑架一样把老人送到医院。挂号、取药、办手续，一切妥当，他才给老人的儿子打电话……
浪川乡大联村村民占彩女今年81岁，在十三年前得了尿毒症，瘫痪在床，严重时甚至无法进食。经过方双斌长达半年的中药调理，她的情况稳定了不少。
现在，方双斌的手机里存的最多的是病人的电话，100多个，占他手机通讯录的六成还多。“只要电话来，越是深夜越说明病情重，我越是要去。”方双斌说。
“医生无能，病人遭殃。”方双斌办公桌玻璃台下这张纸条上的话，或许能解释些什么。方双斌一天要接诊三四十个病人，从医34年，粗略估计，他看过的病人超过30万人次。
浪川卫生院是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分院之一。该医共体办公室主任郑名念说，方双斌是乡村医务工作者的一个代表，既继承了上一辈人的经验、责任和对医务事业的热诚，又学习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医疗网络中最贴近患者的“兜底力量”。
采访最后，聊起心愿，方双斌说他最盼望的，是能有机会去杭州的大医院，跟着老专家，像学徒一样好好地学上一段日子，然后再回来，再和浪川的乡亲们共快乐共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