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艺的院长李宣第一次和导演宫晓东聊起小说《生命册》时,她问他:“这小说能不能改成话剧?”宫晓东回答:“难,但值得一试。”作家李佩甫写《生命册》用了5年,宫晓东和李宣的“值得一试”也用了5年。宫晓东感慨,《生命册》是李佩甫以50年的生命积累写成的“一生一本书”,在此之前,他没有遇到过同行剧作者有谁用一生写一部戏,他读到《生命册》,就像是戏剧人遇到了一辈子想撬开的宝箱。回望创作《生命册》的5年,他称之为“在文学的地基上,构建更有含金量的戏剧”。
明天,陕西人艺“茅盾文学奖”系列第四部《生命册》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部近5小时的话剧全景式地再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原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每一段小人物的人生有各自的独特、复杂和精彩,宫晓东希望观众能因为台上的人们而回想起遗忘的人生密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来到剧场,是为了站在一起,共同回望来时的路,也共同遥望未来的方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李宣回忆她第一次读完《生命册》,当时正是深夜,她从书房走到阳台上,看着无边夜色,忍不住朗诵起熟悉的诗句:“我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1938年的诗和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生命册》形成隔着时空呼应的双声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几天后,第二次读完《生命册》的李宣把这本小说带给了她的“师傅”宫晓东,他们之间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在听到宫晓东回答“难,但值得一试”的那一刻,李宣下定了改编的决心。
李宣此前并不认识李佩甫,她风风火火地赶去郑州,在河南省作协楼下拨通李佩甫的电话,不巧,他当时在台湾讲学,要几天后回。李宣在郑州等着对方回来,她生怕“一错过,李老师就把改编版权给了别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李宣把陕西人艺改编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话剧剧照在李佩甫面前排开,同时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册》的强烈共情,她说自己虽然没有中原农村的生活经验,但是《生命册》写到的乡土家园的失落,个体在城市中的挣扎奋斗和迷惘失落,让她产生了文化的、身份的认同感,所以她迫切地渴望在舞台上分享这些。
李宣承认,当时她在李佩甫面前是惶恐的:“我希望李老师能感受到我们主创团队的诚意,因为剧团没有能力提出高价的购买版权费用,我心里没底。”她至今感激李佩甫的厚道,他当时说了句:“不管合作成不成,我先请你们吃顿饭。”席间谈及改编版权费用,他只笑笑,用河南话说:“不要为难。”如今在上海谈起这些,她百感交集:“能想象吗,我们付给李老师的版权费,不够买上海一平方米的房子。”
确定改编意向的这年冬天,李佩甫带着陕西人艺的主创团队走访了黄河边的七个村庄。凛冬的黄河两岸,天地苍茫,朔风萧瑟,他们走过皲裂的黄土地,李佩甫亲自教他们编席子,挨家挨户地访问村民,给他们讲中原农村房子为什么要这样造,这里的生活和土地牢牢地维系在一起,连呼吸里都有黄土的味道。这些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活的细节、生命的细节,后来都以写实的风格再现在话剧《生命册》中。
嘴里尝不到土味,搞不了创作
宫晓东一头白发,他和李佩甫、和《生命册》的主角“丢”是同辈人,主演“丢”的蔺凯是90后,他和剧团里的年轻人们称呼宫晓东“姥爷”。蔺凯说,“姥爷”身体不好,带着药来排练厅,他边吃药,边给他们说戏,可是当他跳上舞台,他的激昂劲头干翻全场的小伙子。宫晓东呵呵一笑:“排这个戏,就是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带一群孩子回首我们还没有走远的历史。”
剧组屡赴河南农村体验生活,年轻演员最初连从井里打水都不会,轱辘转了半天,拉上来一看,桶是空的。这群城里孩子被“姥爷”逼着逐一学会了挑水、烧火、拉风箱、打冬枣、修河坝。他们没见过黄河边的黄泥塘,人在泥塘里扎个猛子,上岸后,用宫晓东的话说,“身上每个洞眼里都灌满黄沙”,用十盆水都洗不干净。宫晓东见蔺凯和一群年轻演员在塘边扭扭捏捏、犹犹豫豫,他抬脚把这些大小伙子给踹了下去。“你们躲什么呢?你们想想,父辈祖辈是从这样的烂泥塘里蹚过来的,这是祖辈走过的路,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反复强调,不趴到泥泞的道路上,无法真正理解《生命册》,嘴里没有尝过泥土的味道,搞不了创作——“什么是不忘初心,先抓一把黄土放到嘴里咀嚼咀嚼。”
《生命册》在剧本创作阶段遭遇疫情,主创们不能正常去剧团,于是在宫晓东的家里,剧作家李宝群老师完成了长达十万字的剧本第一稿。都知道一部话剧剧本应在三万字以内,都知道距离演出还需要太多努力,可那天主创们兴奋得互扮角色大声朗读,因为知道“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身为总导演,宫晓东参与了对小说和剧本的几轮“裁剪”,他对每一个出场的角色有很深的感情,当他谈起剧中人,就像谈论牵动他襟怀的家人。
他从主角“丢”的经历中看到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他们曾被乡土哺育,又在特殊的年代把自己当作种子一般从农村移植到城市,他们曾搭上时代的高速列车,成为改革中处在风口浪尖的人物,但也耗尽一生在寻找自我,寻找肉身和内心的双重归宿。他对主角的挚友“骆驼”有着复杂的情感,既认同又批判,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冒险家,过河的勇气是时代需要的,但“摸着石头”意味着没有正轨,没有法度,他对演员说:“你要演一个英雄,也要演一个恶棍。他既是勤恳的老黄牛,也是残忍的狼。”他难忘外号“八步断肠散”的小人物,这个诨名是耗子药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和这个角色的命运,他感怀小人物不死不休的顽强生命力。
他对年轻演员推心置腹:“没有非黑即白的好人和坏人,你们要演出形形色色、各抒己见的人,你们是有冲突的人,是感受着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人,这才是活着,是人生,是《生命册》。”他从《生命册》里看到的不仅是河南的故事,中原的故事,他认为,李佩甫写下的这群人的故事是共和国半个世纪的缩影,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也是造就了“我们是我们”的历史。(来源:文汇报 记者: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