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枪：集体权还是个人权?
英国人到北美殖民后，武器成了生存所需。他们需要用枪来狩猎、自卫、攻击印第安人，与其他国家的殖民者争夺资源。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殖民地政府都明确要求公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组建民兵。民兵体制在北美殖民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各地区相继建立起民兵组织。枪和早期美国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因为英军试图收缴民兵的军火库而打响的。战争中，民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长期持枪，不少殖民者都是百步穿杨的“老枪”，让英国正规军十分头疼。他们亦兵亦民，集结迅速，被称为“分钟人”(Minuteman)(美国多部关于独立战争的史学名著都以《分钟人》为标题)。“独立战争”强化了携带和持有武器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的联系，持枪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一项自然权利。
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民兵可以制衡常备军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最后通过的《宪法》文本规定，在需要镇压叛乱、击退入侵时，国会有权征召和调动民兵，国会掌握民兵的组织训练权，但各州拥有民兵的人事任免权。民兵的权利被一分为二，充分体现了在联邦制下，联邦权与州权的妥协和制衡。
但还是有人不放心。于是，在《宪法》通过之后又加入了第二条修正案，明确保障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由于当时在该修正案的内容和措辞上发生了激烈辩论，最后只好用了一种十分模糊的语言：“一支纪律优良的民兵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语言模糊性为日后的分歧争议留下了巨大空间，而最大的争议就是，它是否保障个人的持枪权?
首先，围绕修正案两句话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如果两者是并列的，那么第二句就可以独立解释，自然有可能被解释为包含个人权利。如果前者限制后者，那么，后者只应在“自由州的安全”这一前提下解释。(美国《宪法》的不少中文译本在两句话之间加了“所以”或“故”等连接词，显然没有严格尊重宪法文本的原貌。)
其次，后一句中的“人民”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民，还是特指前款中所提到的“民兵”。如果是前者，个人基于自卫需要而存在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如果是后者，“民兵”这个集体所享有的权利与个人无关。
再次，“人民”这个词本身指的是什么?是自由州人民的整体，还是也包括个人?如果严格作字面解释，笔者更倾向于认为，作为集体概念的“人民”不应该包括个人。
在这些分歧上，形成了“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两种解释学说，后来成为持枪派与控枪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个人权利说”与“集体权利说”折射出古典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思想渊源。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认为持有和携带武器是一项个人权利。而共和主义则认为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民兵有责任与义务抵抗暴政，抵御外来侵略，因而持枪不是一项个人权利。
利益和制度：枪支政治的死结
虽然有上述争论，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持枪权归属于个人还是集体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直到现代，持枪权才成为热点。持枪派与控枪派围绕第二修正案两种权利学说展开激烈争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拉锯战，两派都无法说服对方。直到2008年的赫勒案，联邦最高法院才第一次宣布持枪权是一项个人权利;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联邦最高法院宣布持枪权适用于全美。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18世纪末通过的一项宪法权利，近几年才成为争论的焦点?为何持续200多年的权利争议，到了2010年才被裁定为个人权利呢?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美国社会枪支泛滥带来的挑战空前突出，另一方面，显然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推动。
中国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英语中也有谚语叫“按钱索骥”(follow the money)。枪支产业背后的利益链条包括枪支生产企业、销售商、枪支爱好者、部分保守主义者以及政客等多元群体，而“全美步枪协会”恰巧处于所有相关者的利益交汇点上，成了“枪支政治”的主要代言人。
1871年成立的全美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原本只是为了提高成员射击水平的俱乐部，二战后大量退伍士兵加入，使其会员人数剧增。随着控枪的呼声在1960年代高涨，步枪协会也开始变得政治化。1968年《枪支管制法》出台后，越来越多的会员对协会缺乏政治参与感到不满。于是，该协会在1975年成立了立法行动研究所，之后为了应付1976年的大选，又成立了政治行动研究所。从这时候开始，全美步枪协会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政治事务当中。目前，该协会会员超过400万，潜在会员估计超过千万，成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
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全美步枪协会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它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会员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在美国的反枪控活动中，该协会提供了近90%的经费。西奥多?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全美步枪协会。协会还通过金钱捐赠，拉拢国会议员，从而影响立法。例如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法案》，就由于全美步枪协会的压力而未被排入国会议程，导致2004年未能延期，自动废止。
当然，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虽然能量巨大，毕竟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让全美步枪协会能够如鱼得水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美国的国父们明确表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足够复杂以避免频繁变化的制度。他们成功了——复杂的分权和制衡设计，使制度和政策的重大变革十分困难。美国民主理论宗师罗伯特?达尔曾批评美国制度中有太多的“否决点”，可以使少数意见阻碍多数意见，美国学者福山则干脆称这种现象为“否决政体”(vetocracy)。
美国的两党制度也常常阻碍好政策的实施——两党的首要任务是赢得选举，于是逐渐形成了“为反而反”的传统，特别是在历次“政党极化”时期。今年的大选中，两党表现出的不仅是极化，而且是分裂，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政治观念更加碎片化，对于下一届政府推行政策改革不是福音。
此外，美国的政治文化也难辞其咎，代议制所带来的游说活动使商业利益集团大量介入、俘获政府，损害了政策的公共性。
不幸的是，人们看不到美国有解决枪支问题的任何希望。中国人爱谈论“美国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几成老生常谈。可是枪患困局显示，在日常政治状态下，美国制度恰恰缺乏改革和纠错的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致力于让国内人民免于“横死”的危险、真正享受到政客们夸夸其谈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