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不可撼动的经典。《日瓦戈医生》中所反映的人生内容，于我们这一代是那么的熟悉，也让我们这代人在读过小说后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
《日瓦戈医生》不仅具备了经典小说的所有特征，同时小说之内容亦深刻、高远且激荡人心过目难忘，更何况其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所经历的岁月，以及他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所遭遇，这一切的一切，更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让人黯然神伤的传奇色彩。
《日瓦戈医生》无论是叙述形式，还是作者本人通过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对他所亲在的时代所做出的深刻揭示，以及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个悲剧性的感人至深的爱情，皆让人掩卷之后唏嘘不已。
所以当俄罗斯剧团要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话剧《日瓦戈医生》时，很自然地让热爱小说原著的我们翘首以待了。
于我，事先更为好奇的是，原著《日瓦戈医生》将会以一种怎样的表现形式转换为舞台艺术？以我的经验，这部结构松散、头绪繁多，且以日瓦戈医生个人之心理活动为主体叙事所构成的小说，一旦要改成话剧，恐怕绝非易事。
结果整部剧看下来，我以为基本上没辜负原著读者之众望，毕竟《日瓦戈医生》从小说到话剧所呈现的内容乃至主题，与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几近休戚相关，故特别能让我们这代人由此而感同身受。一如我之所料，在剧院现场，我遇见了许多熟人，过去我在剧院看戏时从没遇见过这么多的熟人，这是一种无须多言而就能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大家都是冲着原著小说而来，因为我们都爱《日瓦戈医生》。
就舞台呈现形式而论，话剧《日瓦戈医生》，几乎是原著小说的戏剧朗诵版，它几近将原著之故事，从头至尾地由演员以不同的形式“演说”了一遍，小说中的稍次要的人物，好像只剔除了日瓦戈的同父异母之胞弟，其余的人物，则相继轮番上阵。
为了有效地压缩次要情节及简化次要人物，有个别演员在舞台上甚至一人承担起了多重角色，由此亦不难见出，这是一台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戏剧。很难想象，若以传统话剧之经典形式，将能如何演绎原著小说之风貌？所以唯能如此了，否则仅在一个狭窄的戏剧舞台之时空中，是不可能展现出那个慷慨悲歌之大时代的。但这台大戏则为我们展示出了原著小说中大江大河般的辽阔与悠远。这让我感到了亲切。更何况台上出现的一个个人物，皆是我在读小说时曾“认识和熟悉的人物”。过去的我，仅存想象，而现在则让我从舞台上看到了富有质感的具体的人物形象。
我如此热爱《日瓦戈医生》，我甚至认为它融入了我的人生。而这台剧，单就感受层面而言，它的确满足了在我心中对原著小说所保留的情感体验，基本没走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话剧《日瓦戈医生》对原著小说的忠诚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况且，俄罗斯演员的表演也令人赞叹——惟有的遗憾，乃是他们的表演皆配戴了耳麦，这就足以影响与观众间的默契，因为从技术层面上说，话剧演员一旦戴上耳麦登场，其表演是要大打折扣的。戴与不戴这种区别，就像钢琴与电子钢琴之区别，经由电声传达出的声音感染力，注定是会有相当损失的，因为失却了真实的声音之质感。
除此之外，话剧《日瓦戈医生》也为前来观看的观众设置了一个苛刻的前提条件，亦即：你必须事先看过原著小说（我相信，改编者在写戏时也先行预设了未来之观众是读过原著的人），而且还需记住剧情和头绪繁多的人物关系之来龙去脉，否则，台上演员之大段大段剧情交代式台词，非把观者砸蒙了不可。更何况，这么多错综复杂的边缘人物以及密集的情节信息，会让没读过原著小说的观众彻底淹没，一时之间完全反应不过来。
关于此剧，我还有一苛刻的论说，我以为，对于一个富有经验且成熟的剧作家而言，一旦接受改编一部原著（无论它再怎么是名著），也需知舞台呈现形式是有其自身之属性和特质的，而这一属性与特质，是与小说的叙事逻辑迥异的，这也就意味着，改编者需要小心地选取原小说最具价值的情节元素，然后按照戏剧舞台之规律，进行必要的重构与再造，也就是结构的重组；但遗憾的是，这台源自小说的改编之剧，采用了最偷懒也是最易于操作的方式，仅仅是从简地“复制”了一遍原著小说。这样一来，于我们这类热爱原著的人而言，藉此重温原著小说，当然会有油然而生的幸福和满足感，可大多数看戏的观众，未必都属我们这一路，于是这批人在观戏的过程中，我可以基本断定，其必然始终心在戏外，一“呆”到底了。
但无论如何，就我个人而言，我在看戏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心驻戏中，并跟随着日瓦戈和拉拉的命运，心潮起伏，曾经有过的，阅读小说的记忆被再度唤醒了，这其中，还包含着我们这代人曾亲历过的历史风云，往事如烟，这时又历历在目了。
（作者王斌，作家、评论家、编剧。策划过电影《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等；编剧过电影《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青春爱人事件》与《美人依旧》；出版了小说《六六年》《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长篇报告文学《活着·张艺谋》等。）
